自建奶源基地 與規模牧場簽訂租賃協議 被認為是三元未出現三聚氰胺的重要原因———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令在牛奶大戰中逐漸沉寂的三元知名度大大回升，北京人重又開始購買北京自己的奶品——三元。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三元牛奶滋養了三代北京人，見證了從計劃經濟時的“喝奶難”到如今的挑著喝的時代變遷。

　　今年起，經受住了考驗的三元將在河北推行自己的養殖小區模式，準備把北京品牌的影響力做得更遠。

　　據三元集團董事長張福平透露，在石家莊設立的河北三元公司將推行專業化養殖小區模式，將散戶奶牛逐步并入規模化養殖小區，減少產奶環節，并逐步將北京的成功養殖經驗引入到河北。

　　此前，在去年12月底，三鹿集團管理人與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按照《資產租賃協議》，河北三元公司將對三鹿集團在石家莊地區所屬的乳品一廠、二廠、三廠、六廠、包裝裝潢廠、奶牛養殖場(合稱為“核心企業”)等企業中與生產銷售乳制品有關的有效經營性資產實施租賃經營。

　　“散養這種方式不專業，比如檢驗奶牛在擠奶時是否生病需要專人去查體，但散養并沒有專人去檢查，奶農平時怎么喂養奶牛也很難監控。而奶站收購也不是很安全，如果奶站在其中兌水、加入奶粉，也很難控制。最好的奶還是自己養殖的奶牛產的。”張福平說。

　　據了解，從2001年開始，三元集團就拒絕收購散奶，其奶源80%來自三元集團的自建奶源基地，另外20%的原料奶來自北京市郊區的規模牧場，這些牧場與三元集團簽訂租賃協議，由三元集團派員統一管理。這種養殖方式被認為是三元牛奶中未出現三聚氰胺的重要原因。

　　目前，三元集團在其所屬的奶牛場中已普遍實行了標準化體系建設。在管理上，所有奶牛場全部采用從以色列引進的管理軟件。這種軟件可以針對奶牛的飼養實際做出28種報告，隨時監測每頭牛的具體情況。一旦奶牛發病，電腦上就能顯示出來，這頭牛就會被送到“醫院”，康復后才能再次上崗。

　　張福平說，三元集團自身有一套包括育種、奶牛養殖、飼料、乳品加工、配送在內的國內首條現代化奶業產業鏈集群，這保證了“從種源到餐桌”的每個環節都有專人監控。“在三聚氰胺事件后，因為對乳品品質的嚴格管理，三元牛奶在市場上的銷量已經有了大幅提升。”

　　“三元在保證北京供應的前提下，正在向全國市場發展。”張福平透露，三元的銷售區域已包括河南、河北、天津、內蒙古、廣西、江蘇等地。

　　牛飲故事

　　從“喝奶難”發展到“喝好奶”

　　“1980年我的兒子出生了，因為愛人還要上班，所以只能買牛奶喂兒子。當時去牛場買奶不是隨便買，而是憑小孩的出生證定量供應，每月按定量買奶票，用奶票每天去牛場取奶。當時，每天早上去三元東郊農場買奶就是我的任務。”這是市民駱振培對三元牛奶的記憶。

　　“現在想喝奶當然是一點問題也沒有了，不僅僅是小孩、老人，我和愛人也都可以每天喝上牛奶了，買上幾箱送人也沒問題。”駱振培說。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三元牛奶滋養了三代北京人，也見證了北京奶業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跨越，從“喝奶難”到“喝好奶”的歷史變遷。

　　■喝奶需要三種顏色的取奶票

　　在三元集團董事長張福平的記憶中，改革開放之前的北京奶業始終在與“喝奶難”作斗爭，市民喝奶也與憑票供應聯系在一起，在牛奶供應最緊張的時候，甚至嬰兒的需要也不能完全得到滿足。

　　上世紀50年代末期，是一個牛奶供應極度短缺的年代。據三元集團資料記載，當時全市鮮奶收購量僅為61705磅(約2.8萬公斤)，這些牛奶即便是全部加工后，僅供給當年出生的嬰兒飲用，還仍然有3145磅的供應缺口(約1430公斤)。

　　“那時候，只有家里有3歲以下的小孩或者60歲以上的老人，才能憑票購奶，成年人是很難喝到牛奶的。”張福平說，“取奶的工具也是五花八門，有瓷瓶的，也有拿自己家里的杯子的，還有很多人拿著輸液的葡萄糖瓶子。”

　　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之初，牛奶供應短缺的狀況也沒有立即改變。張福平說，牛奶公司當時被迫推出了紅、藍、白三種取奶票，嬰兒用奶戶發紅票，憑醫院的新生兒出生證明辦理手續，且規定了兩周歲以下的嬰兒每日供奶一斤半，兩周歲以上的每日一斤的標準量;重病人用奶戶發放藍票，憑醫院的診斷證明，每日供應牛奶半斤;老年人訂奶戶發放白票，適當月奶源情況逐月確定供應天數和瓶數，一般情況也僅僅是月供20天，每日半斤。

　　甚至在1982年，北京市政府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出臺如何緩解吃奶難的政策，決定全市統一實行“三保一代”的牛奶供應辦法。即：在限量供應的前提下鮮牛奶訂戶只保證三周歲以下的嬰幼兒、重病人和外賓人士，對一般的訂奶戶，全部停止供應鮮牛奶，采用強化奶粉替代。

　　■告別喝奶難進入“小康時代”

　　張福平說，改革開放之后，通過接受國際援助和財政支持，引進了一批當時最先進的技術，與國際大公司合作，在郊區建立了一批奶牛養殖基地和乳品廠，北京奶業有了迅速發展，北京市民也告別了“喝奶難”的年代。

　　“當時，北京市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抓牛頭運動’，市政府有關部門提出了‘全民、集體、個體一齊上’的要求，使得奶牛頭數快速增長，1983年，全市奶牛達到33646頭。” 張福平說，1984年，隨著養牛業的發展和國際奶類項目的實施，北京牛奶實現了敞開供應，這是這一階段的突出亮點。

　　這一期間還有一個重要事件，三元集團牛奶公司投資180萬元，引進了法國百利包公司的軟包裝牛奶灌裝機，替代瓶裝生產線。至此，京城百姓飲用牛奶徹底告別了瓶時代，北京市也成為了國內第一個生產軟包裝鮮牛奶的大城市。

　　與此同時，牛奶品種也逐漸豐富起來，巴氏奶、超高溫奶、花色酸奶、奶酪、無水冰激凌、宮廷奶點讓人眼花繚亂。

　　在這一階段，牛奶配送也告別了“布褡褳”時代，開始建立專業化的配送體系。在三元老職工的記憶里，最開始，送奶工人們自己用鐵管焊成加長大自行車，車把比現在的長一倍，車身比現在的長三尺，層層布褡褳掛滿車身前后和送奶工的身上，每個布褡褳上都有數十個口袋用來裝牛奶。1980年，三元集團牛奶公司組建專業送奶服務社，開展送奶到戶服務，北京的供奶點以每年50至60個的增長速度開始在城市廣泛分布，市民喝奶變得越來越方便。

　　■喝奶要喝“放心奶”

　　張福平說，上世紀90年代到今天，通過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三元進行國企改革，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三元的品牌和影響力逐步體現出來。

　　在這一階段，特別是在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三元集團打造的與國際接軌的“從種源到餐桌”的安全監督管理模式以及自有的包括育種、奶牛養殖、飼料、乳品加工、配送在內的國內首條現代化奶業產業鏈集群，給三元的發展帶了難得的機遇。

　　在奶源方面，三元集團養殖場的牛群早已告別了昔日的木欄土墻，紛紛住進了“牛公館”。在紅頂白墻的現代化別墅里，每頭牛都有單元面積高達95平方米的“標間”，“標間”內為每頭牛配有木板和塑膠兩張“臥床”，床邊擺放的恒溫飲水槽供牛隨時飲用。屋內裝有冷熱空調，多個攝像頭會即時把牛的生活場景傳送到中央控制室。地面上的巨大籮筐則擺放著為它們按照以色列配方配制的飼料。

　　在擠奶環節，所有奶牛場全部采用以色列引進的管理軟件。這種軟件可以針對奶牛的飼養實際做出28種報告，隨時監測每頭牛的具體情況。如果奶牛患了乳房炎，這頭牛就要隔離，絕對不能用來生產商品奶。從以色列引進全智能化機械擠奶設備也讓擠奶告別了人工操作的年代。

　　但對乳品安全的堅持和嚴格監控，無疑加大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張福平說：“三元一直堅持為市民供應鮮奶，但在2003年‘非典’期間，人們不敢出門，一些國內乳品廠家生產保質期較長的還原奶，乘勢崛起，再加上成本的原因，三元受到了沖擊，市場份額連續數年出現萎縮。”

　　張福平說，但也正因為三元對乳品安全的堅持和嚴格監控，在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三元的影響力有了更大的提升，在股市上，三元股份出現了6個漲停板，在市場銷量上也出現了大幅提升。“我對三元的未來充滿信心，一定保證讓首都市民喝上放心奶。”

　　牛飲鏈接

　　梅園奶酪：

　　用記憶恢復的宮廷小吃

　　北平的奶酪是滿族人日常吃的一種冷飲、小甜食。做酪所用原料，主要是牛奶，再加上適量的酒釀和糖，一碗一碗地用炭火來烤，到了某種程度，再用冰來凝結，真是瑩潤如脂，入口甘沁，不但冷香繞舌，而且融澈心脾，飯后喝上一碗，真能化食解膩。

　　民國年間，北平城里城外，一共算起來奶酪鋪也不過十來家，早年西華門里的香蕾軒、甘石橋的二合義、西長安街的二合軒的奶酪最負盛名。后來東安市場里也開了一家叫豐盛公的，據說這家掌柜頭腦靈活，請來一位師傅，說是從前在清朝內廷專門制作奶品小吃的，所以豐盛公奶酪確實出過一陣風頭呢。

　　除了奶酪之外，還有奶卷、奶餑餑，奶卷是用牛奶結成皮子卷上山楂糕，或是黑白芝麻白糖餡兒。一邊兒卷山楂糕一邊兒卷芝麻餡叫做鴛鴦餡，您瞧這個名多雅致。雪白的小瓷盤放上三寸來長，外白里紅，膚潤如脂的奶卷，甭說吃，看看就令人垂涎欲滴了。奶餑餑有芝麻白糖餡兒，也有棗泥餡兒的，因為這是精細小吃，豆沙餡兒就上不了臺面了。奶餑餑是用稍厚點的奶皮子放在模子里，包上餡再扣出來，有方有圓。

　　上世紀80年代，北京市牛奶公司聘請末代皇帝的胞弟溥杰先生、相聲藝術大師侯寶林先生為名譽顧問。聘請御膳房傳人指導、挖掘、整理了十幾種宮廷秘方，開了“梅園”乳品店，目前已有30多家分店。